倪虓嵩，1926年8月15日生，曾用名倪受松、倪寿松、黎明。安徽无为人，1941年，加入新四军七师（临江支队）。1943年7月入党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军北上（第三野战军第六纵队17师），参加了睢杞、淮海等战役。1949年10月，因伤复员。荣立二等功1次，三等功2次，四等功5次，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、80周年纪念章。
我叫倪虓嵩，1926年8月出生在安徽无为的一个贫苦农家。13岁那年，日军的铁蹄踏破家乡的宁静。他们在皖江地区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
有一次，鬼子扫荡东乡，把一个村烧成灰烬，还残忍地枪杀了几十名无辜百姓。还有一次，日寇到舒家店扫荡，将抗日骨干绑起来，残忍地杀害。1941年正月十五，原无为县陡沟镇大湾鲁村和江家桥附近的人都被烧光、杀光了。
我的叔叔是地下党员，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、组织抵抗，我从小就对他心生敬佩。后来，我也帮着叔叔为新四军跑腿送信。1941年，我加入新组建的新四军七师。那时候，当兵不仅要打仗，还要组织群众、发展队伍、开荒种地——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，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活下去、战斗下去。
我们装备简陋，枪支弹药少得可怜，只能靠智慧和地形与敌人周旋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带队执行任务，突然遭遇20多个日本兵。情急之下，我让大家两人一组分散撤退，把敌人引向芦苇荡。那里水道纵横，是我们的主场，日军果然不敢深入，追到荡边胡乱放了几枪就走了。
最惊险的是另一次。我在寻找失散战友时不慎落入日军的包围圈。幸运的是，路边有一堆灌木柴火，我急忙躲了进去。日军追来用刺刀往柴堆里乱捅，冰凉的刀尖擦着我的脸颊划过，我甚至闻到了刺刀上的铁锈和血腥味。那一刻，死亡离我只有一寸。
1943年，17岁的我受组织委派，化名“黎明”担任原和县沈巷镇八角庙乡乡长，主要任务是扩军、破坏日伪设施、清除汉奸。那年7月的一天，地下同志送来紧急情报：伪军司令刘子清将带数千日伪军偷袭七师党训班和皖南支队司令部。
我立即抄近路赶往党训班送信，紧接着又往皖南支队司令部赶。从党训班到司令部有几十里路，为躲过盘查，我扮成放牛娃。当日军搜查时，我急中生智把情报塞进路边的一坨牛粪里。日军对我一番搜查，什么也没发现，只好作罢。就因为这份及时送达的情报，我们避免了一次重大人员伤亡。
说到刘子清，乡亲们无不切齿。他投靠日军后，在无为东乡、和县南乡一带无恶不作，百姓们称他为“黑头鬼子”。有一次，日军扫荡，几个抗日骨干被他指认惨遭杀害。我们赶到时，只见一个妇女趴在丈夫尸体上痛哭，绝望地喊着以后怎么养活孩子，她身边的三个孩子瑟瑟发抖。我眼眶一热，抱起最小的孩子，对她说：“大嫂，这孩子我养了。”后来，这个孩子在倪家长大成人，成了我的亲人。
除了传递情报，我们还要破坏鬼子的公路、电话线，烧毁他们的兵器库、仓库，还要把藏在群众中的汉奸特务揪出来，保护抗日根据地的安全。
锄奸行动不仅需要胆量，更需要细心。有一次，锄奸队准备处决一对被当作“盐贩汉奸”的兄弟。我仔细观察他们手上和肩背的老茧，觉得他们不像是汉奸，很可能是被冤枉的。后来，经过组织核实，这对兄弟果然是无辜的，最终被救了下来。
因为做事细心，加上读过私塾有些文化，组织安排我学医，于是，我开始了战地救护的生涯。
解放战争中，我参加了莱芜、睢杞、碾庄等战役。在睢杞战役中，我刚把伤员拖进战壕，就被炮弹震伤脊椎，昏迷了三天两夜。我醒来后，首长来看望，对我说：“受松同志，你们属虎的战士牺牲了九个，就剩你了。以后你就叫虓嵩吧——‘虓’纪念九虎，也象征勇敢；‘嵩’纪念战友埋在这高岗上。”这个名字，我一直用到今天。
20世纪80年代，我从长江轮船公司离休后，重拾儿时的书画爱好，创作了许多作品，还多次参加省、市书画展。如今，我年近百岁，每天仍坚持散步养生。2024年，我在子女陪伴下重访山东战场，站在昔日战友长眠的土地上，往事历历在目。那些牺牲的战友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你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，如今繁荣昌盛；你们未竟的事业，后继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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